引 言
今年是慈青和尚誕辰110周年。慈青和尚是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成立的主要發(fā)起人之一，并擔任過首任會長、第二屆名譽會長；慈青和尚還是四川省佛教協(xié)會成立的主要發(fā)起人之一，并擔任籌備處副主任、第二屆會長。新中國成立后，慈青和尚是川渝地區(qū)佛教界的主要領袖，任職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四川省佛教協(xié)會達二十年之久，為當代巴蜀佛教事業(yè)的健康傳承和發(fā)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慈老生前曾擔任中國佛教協(xié)會理事、常務理事，四川省佛教協(xié)會會長，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會長、名譽會長，四川省人大代表，四川省文史館館員，成都市人大代表，成都昭覺寺住持，是巴蜀佛教界有巨大影響力的高僧大德。
慈老自青年時期投身佛門出家以來，潛心佛法五十余載，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佛教事業(yè)。慈老一生追求佛法真諦，問學禪林，游學藏地，于漢藏佛教教理教義都有精深的造詣。慈老一生秉承愛國愛教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帶領成都佛教界四眾弟子積極走社會主義道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協(xié)助黨和政府貫徹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為新中國成立后成都佛教事業(yè)的健康傳承做出了重要貢獻。慈老一生博學多聞，重視佛教文史傳承，始終保持學修并重的僧人本色，深受巴蜀佛教界四眾弟子的敬重和推崇。
一 不平凡的宿慧
關于慈老的人生履歷，有其外甥女張俊英所寫《著名高僧慈青法師——回憶我的舅舅》一文，載于《成都市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六輯，成都文史名家李豫川所寫《當代高僧慈青法師》一文，載于2000年《禪》刋第二期，兩文對慈老的生平事跡有較為完整的敘述，保存了不少珍貴的史料。筆者在兩文的基礎上，另據相關歷史資料，對慈老的人生經歷進行了綜合疏理。另外，《四川省志?人物志》之“人物錄”中，載有慈老的傳略。慈老生于1912年，乳名明生（嬌稱明娃子），俗名杜兆其，別名杜白，成都市人，世居五世同堂街，系經營花圃園藝世家。父諱紹堂，母周氏香培，兄弟姐妹十人，四男六女，慈老行四。杜家家道殷實，家族營建的“景春花園”，花卉眾多，多姿驚艷，盆景假山造型獨特，在成都園藝界頗有盛名，被世人稱為“杜家花園”。因慈老家道富裕，且崇信佛教，與昭覺寺僧人常有往來，家庭中佛教氛圍濃厚。慈老少年時眉清目秀，相貌端莊，聰明靈利，再加上受佛教的熏陶，被譽為“轉世唐僧”。他特別喜歡為他制作的戴在其頭上的小唐僧帽，從不愿別人將其摘下，足見其宿世慧根實不平凡。由于幼時即與佛門結緣，與僧人相交友善，自小在內心就種下了追求出塵生活的種子。
慈老稍長后，由于姨媽家中連夭兩子，內心悲痛萬分，其母為了安慰姨媽的悲傷，于是將其過繼至姨媽家撫養(yǎng)，與姨媽、表姐相處融洽，甚是親密。1920年起，入私塾學習，研習俗世學問，前后共八個年頭，積累了深厚的外學基礎。數年后兩位表姐相繼出閣，十六歲時父親、姨媽相繼辭世，頓感世事無常，引發(fā)宿世慧根成熟，萌生舍俗出家的念頭。1927年，投成都外東蓮花堰蓮花庵依戒明和尚剃度，此庵系戒明和尚的祖廟，時戒明和尚任昭覺寺執(zhí)事，后升任昭覺寺住持，是以也有慈老于昭覺寺依戒明和尚出家的記錄。同年，依昭覺寺住持淳清和尚（覺照）座下受具足戒。1929年遂入昭覺寺佛學院潛心佛學研習，深得佛學院、禪林師長們的器重，特別是與佛學院佛學教授普坤法師相契，獲益良多，于漢傳佛教教理教義打下了扎實基礎。
二 潛心于漢藏佛教的學修
1928年，慈老甫一出家，正值遇能海法師為入藏學法從康定返成都籌資，在昭覺寺講經說法。慈老與會聽講，深受能海法師宏愿的感染，遂生入藏學習的愿望，是年隨能海法師赴康定學習。1929年，慈老又從康定返回成都，入昭覺寺佛學院學習。1929年至1932年，慈老在昭覺寺佛學院三年學習期滿，遂啟程入藏學習，昭覺寺資助兩百大洋。1932年先至康定跑馬山桑頂寺（有說恩泉寺者），依止降巴格西學經，為時約半年多，即隨多杰覺拔格西騾幫一行，經木里到達云南永寧，在喇嘛寺過年。
1933年，由此經過麗江、劍川至賓川，到雞足山過夏，先后住石鐘寺、祝圣寺、寂光寺。由此負笈徒步到大理、下關，至寶山，經滕越，到緬甸邊境八莫。再由水路到緬甸舊都瓦城，乘火車到仰光，繞道印度加爾各達，翻喜馬拉雅山，由阿里、江孜，于1934年抵達拉薩，入哲蚌寺依康薩仁波切學習藏傳佛教教理教義，得康薩仁波切賞識，并賜藏文法名“降巴平措”，隨康薩仁波切學法前后歷時六年，對藏傳佛教法義頗有造詣。1940年7月，取道印度朝禮圣地，途經緬甸時，參拜了曼德勒山等佛教圣跡，轉昆明，歷貴陽，1941年2月到達重慶。1941年4月至1942年，受聘任教于昭覺寺佛學院。1943年至1945年，應能海法師邀請，赴近慈寺為沙彌教授藏文，并擔任近慈寺歷年傳戒法會的教授阿阇黎。1946年任昭覺寺住持，傳戒一期擔任戒和尚，八個月后因與班首執(zhí)事意見相左而去職。1946年至1950年，在城內茅棚養(yǎng)病讀書，茅棚建在俗家苗圃內，典雅幽靜，適宜清修。慈老自出家以來十余年，先后親近漢藏佛教大德善知識，深入研習漢藏佛教法義，融通漢藏佛教教理有獨到見解，這為他日后弘法利生事業(yè)積累了豐厚的資糧。
三 當代成都佛教事業(yè)的奠基人
新中國成立后，成都佛教徒與全國人民一樣迎來了解放。1951年至1952年5月，慈老響應新政府號召，欲自食其力而又不廢信仰學修，先是參加了粘國新墨水廠藍墨水晶內袋手工，從事糊紙盒手工業(yè)營生。1951年，為適應新的社會變革，成都佛教界有識之士發(fā)起成立成都市佛教徒學習小組，學習地址選在武圣街十方堂（現省市政務大廳），推舉王文鼎居士為組長，慈老被推舉為副組長，自發(fā)組織成都佛教界四眾弟子學習時事，特別是學習《共同綱領》，及時了解新中國成立后的大政方針。1952年8月，鑒于慈老在佛教界的影響力，經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推薦，受聘為成都市人民政府組織的文物整修委員會委員，同年9月，經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勸請，以文物整修委員會委員的身份繼續(xù)兼任昭覺寺住持，同年10月，被聘為四川省文史館館員。1953年，在原學習小組的基礎上，成立成都市佛教徒學習委員會，學習地址先仍是在十方堂，后遷入文殊院，慈老被推選為主任委員，劉亞休居士被推選為副主任委員。慈老定期組織佛教界四眾弟子代表參加學習，進行各項愛國主義學習，對全市佛教徒起到了較好的凝聚作用。同年，慈老與劉亞休作為四川佛教代表，出席了中國佛教協(xié)會成立及第一次代表會議，并當選為中國佛教協(xié)會理事，1957年在中國佛教協(xié)會第二次代表會議上，繼續(xù)當選為理事，在1962年中國佛教協(xié)會第三次代表會上，被選為常務理事。通過新中國成立之初佛教界開展的系列學習活動，慈老真切地體會到，面對新的時代，必須跟上國家建設的步伐，如他在發(fā)言中指出，“我們中國的佛教徒，一定要愛護祖國，遵守憲法和法律，要將自己的命運，和祖國的命運結合在一起。愛國是公民的基本道德，守法是愛國的重要表現。任何違法行為，都是對敵人有利，對祖國有害，也是佛制所不許的。為要做到愛國守法，我們就要加強對國家政策法令的學習，并在言論行動上力求貫徹?！彼€在參加中國佛教協(xié)會成立及第一次代表會議期間發(fā)言時指出，“此次大會成立集合諸方的大善知識，還有青、康、蒙、藏等處各兄弟民族的代表，這真是從來未有的事。此后我們全中國的佛教徒要團結一致，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加速前進?！?/span>1954年，慈老當選為成都市第一屆人大代表，其后又當選為四川省人大代表，他積極參加國家大事的討論，反映佛教界的心聲，維護佛教界的合法權益，協(xié)助黨和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6年9月，慈老與成都佛教界圣欽和尚、寬霖和尚、宗鏡和尚、能潛法師、圓照和尚、劉亞休居士、張凈侯居士、牛次封居士共九人，共同聯(lián)名發(fā)起成立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的倡議。此舉可謂恰逢其時，很快得到政府部門的允許，并隨即成立了以慈老、圣欽和尚、寬霖和尚、圓照和尚、廣隆法師、宗鏡和尚、隆澤法師、光朗法師、宏暢法師、能潛法師、劉亞休居士、張凈侯居士、牛次封居士、伍心言居士、熊子寧居士共十五人組成的籌備委員會，圣欽和尚被推舉為籌備處主任，慈老被推舉為籌備處副主任，并負責領導籌備工作。
由于籌備工作有力，1957年1月8日至10日，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正式成立，并于文殊院召開第一次代表會議，成都市佛教界四眾弟子88名代表出席。此次會議的主要任務是：聽取和討論成都市佛教徒解放以來的情況報告，討論和通過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章程，選舉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理事會，并確定該會今后的工作方針和任務。在1月7日的預備會上，慈老代表籌備委員會向各位代表報告了會議的籌備工作，自籌備委員會成立以來，主要開展了四項工作：一是研究和討論了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的性質、任務以及組織等問題；二是與本市各大叢林、諸山以及在家佛教徒進行了聯(lián)系；三是確定召開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代表會議，選舉產生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理事會；四是進行了代表會議的各項組織工作和事務工作。從慈老的報告內容來看，說明慈老領導下的籌備工作準備是充分的，組織工作是有序的。1月8日上午，慈老在開幕會上代表成都市佛教徒學習委員會，向大會報告了“成都市佛教徒解放以來的情況報告”，自1953年成都市佛教徒學習委員會成立以來，引領成都佛教界開展了以下六項工作：一是在各項愛國運動方面的情況，二是在勞動生產方面的情況，三是在文物守護和清潔衛(wèi)生工作方面的情況，四是在保衛(wèi)和平事業(yè)方面的情況，五是在分清敵我界限方面的情況，六是在宗教生活方面的情況。慈老在報告中還對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成立后如何開展工作，向大會提出了四項建議。從慈老所作工作報告的內容可以知道，四年來慈老帶領下的成都佛教界呈現出嶄新的面貌，成都佛教事業(yè)正在發(fā)生歷史性變革，這也說明了慈老在佛教界的威望和凝聚力。正因為如此，慈老在此次代表會議上，得到全市佛教徒的擁戴，當選為首任會長，圣欽和尚被禮請為名譽會長。1962年10月22日至31日，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第二屆代表會議召開，慈老代表第一屆理事會向大會報告工作。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自成立五年以來，主要開展了如下工作：一是組織全市佛教徒進行了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學習，提高了政治思想覺悟；二是推動廣大僧尼參加勞動生產，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服務；三是協(xié)助黨和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四是搜集、整理佛教歷史資料和培養(yǎng)人才工作方面的情況；五是接待工作方面的情況；六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參加保衛(wèi)世界和平運動。慈老還在報告中對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的未來工作進行了安排：一是繼續(xù)加強全市佛教徒政治時事政策學習，進行政治思想改造；二是繼續(xù)參加力所能及的勞動生產，積極為社會主義服務；三是繼續(xù)協(xié)助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四是繼續(xù)開展佛教學術研究工作；五是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為保衛(wèi)世界和平而努力。從慈老所作工作報告的內容來看，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五年來的工作，因應時勢，成績是顯著的。由于在此前的四川省佛教協(xié)會代表會議上，慈老已當選省佛協(xié)會長，承擔起領導全省佛教事業(yè)的重任，在此次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第二屆代表會議上，被推舉為名譽會長。
1957年6月，慈老與圣欽和尚、太空法師等巴蜀佛教界大德發(fā)起成立四川省佛教協(xié)會的倡議，經批準后組成了四川省佛教協(xié)會籌備處，籌備處設在大慈寺，圣欽和尚被推舉為四川省佛教協(xié)會籌備處主任，慈老被推舉為四川省佛教協(xié)會籌備處副主任，實際負責籌備工作?；I備委員分別有：普超和尚、永光和尚、永健法師、寬霖和尚、太空法師、開一法師、遍能和尚等諸山大德。由于四川省佛教協(xié)會籌備處成立以來，一直沒有召開成立及代表大會，籌備處承擔起了引領全省佛教事業(yè)的職責。至1962年9月，四川省佛教協(xié)會正式召開代表會議，慈老代表籌備處報告了工作，并被推選為四川省佛教協(xié)會會長，圣欽和尚、阿旺嘉措堪布被禮請為名譽會長，香根·巴登多吉仁波切、普超和尚、勞讓金巴仁波切被選為副會長，隆蓮法師為秘書長，永光和尚為副秘書長。此次代表會議期間，經代表們提議并通過追認四川省佛教協(xié)會籌備會議為第一屆代表會議，1962年的全省代表會議就成了第二屆代表會議。自此，慈老成為全省佛教界的領袖，帶領全省佛教界四眾弟子努力適應時代社會的變遷，投身到社會的各項建設事業(yè)中，發(fā)揮佛教界應有的積極作用。慈老于1951年起，先后擔任成都市、四川省佛教界主要負責人職務。自任職以來，積極參加并帶頭學習，先后參加過1958年舉辦的“云南、貴州、四川三省漢民族佛教界社會主義教育學習會”、1959年舉辦的以全省總路線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學習會、1960年赴京、漢等各大城市參觀祖國社會主義建設偉大成就的四川省宗教界參觀團、1966年在四川省社會主義學院舉辦的學習班等重要班、團的學習參觀活動，通過學習考察，慈老的愛國信念及思想覺悟更加堅定，如他在總結中說：“通過社會主義教育學習，我們佛教徒思想上的認識、政治上的覺悟都有一定的提高，一般的已經扭轉了過去的錯誤的看法，一致要衷心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同時要加強學習，明辨是非，分清敵我，站穩(wěn)立場，向右派分子作無情的斗爭。”正是慈老的引領示范作用，成都市、四川省佛教四眾弟子不僅強化了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的信念，始終與黨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奠定了當代成都乃至四川佛教健康傳承的基礎，是當之無愧的當代成都乃至四川佛教事業(yè)的奠基人。
四、帶領昭覺寺僧眾傳承宗風
自慈老禮昭覺寺戒明和尚出家，并依昭覺寺淳清和尚受戒以來，便與昭覺寺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在昭覺寺佛學院學習三年，入藏學習歸來又執(zhí)教于此，從學生到法師身份的轉變，是他與昭覺寺深厚法緣的體現。他1927年在昭覺寺受戒，1946年被推選為昭覺寺住持，近二十年的時間完成了從新進沙彌到寺院負責人的遞升，是他與昭覺寺殊勝因緣的呈現。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1952年新的人民政府對昭覺寺進行重新整修對外開放后，他再次被委以昭覺寺住持的重任，二度主持昭覺法席，更是他與昭覺寺宿世前緣的真實寫照。他重新住持昭覺寺法席后，為昭覺寺的民主管理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帶領全寺僧眾在政府支持下全面完善維修，讓昭覺寺變的更加莊嚴。當昭覺寺的權益受到傷害時，他便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積極向有關方面反映，維護昭覺寺的合法權益。例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興建工廠、鐵路、畜牧場時，昭覺寺都面臨了被占用、破壞的危險，慈老出面據理力爭，才得以幸免。
新中國成立后，昭覺寺全體僧眾在慈老的帶領下，呈現出新的面貌和氣象。全寺僧眾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有報告記載：“以昭覺寺的糧食生產來說，從1953年至1956年的幾年，收獲量不僅逐年增加，而且是豐產，超過了有些農民的生產水平，并率先完成國家的農業(yè)稅和統(tǒng)購任務。1953年昭覺寺的監(jiān)院（廣隆師）曾榮獲參加出席四川省勞動模范大會?！边M入新的社會，大家鼓足了干勁，“進一步發(fā)揚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如昭覺寺的僧眾在參加農村副業(yè)生產中取得了較好的成績，以往長期靠政府供應口糧，近幾年來，由于思想覺悟提高，勞動生產積極，不僅做到糧食自給，還向國家出售了余糧?！比律姖M懷激情投入勞動生產時，也不廢宗教生活和修持，有報告記載：“一般是在不妨礙生產、不妨礙政治和文化學習的前提下，自愿從’十法行’中任意選擇，忙里偷閑，各自修持，昭覺寺的比丘中，還有’千臺焰口’的宏愿者?！?/span>由于昭覺寺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再加上慈老的個人學養(yǎng)及影響力，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文物保護及對外接待工作中，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有報告記載：“昭覺寺對于文物守護和清潔衛(wèi)生也搞得不錯，特別是對于聯(lián)系少數民族和接待國際貴賓的態(tài)度很好，得到領導和各方面的好評?！闭延X寺在慈老的帶領下，各項工作開展得井然有序，受到各方的肯定和關注，來蓉視察工作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也紛紛安排到昭覺寺參觀。
1955年，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郭沫若先生，曾到訪昭覺寺，慈老以昭覺寺住持的身份接待了郭沫若先生一行。郭老是蜀中奇才，文化旗手，對昭覺寺并不陌生，在慈老的陪同下參觀了昭覺寺殿堂樓閣，觀看了昭覺寺所藏珍貴文物，臨行時還特別揮毫題詩，表達了他此行的喜悅之情。郭老詩曰：“一別蓉城四二年，今來昭覺倍慰然（有傳“今來昭覺學逃禪”者），丈雪破山人已渺，幾行遺墨見薪傳?！睆墓系念}詩中，可以看得出來他對慈老的接待及昭覺寺的現況是滿意的，并且還寄予了厚望。
1957年春，朱德元帥來蓉視察工作后，驅車專程到昭覺寺參觀，慈老以昭覺寺住持及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會長的身份，接待了朱老總一行。朱老總之所以選擇到昭覺寺參觀，是帶著訪舊尋友的急迫心情而來的。1917年春，川滇軍閥大戰(zhàn)，朱老總時任職滇軍團長，在激戰(zhàn)中負傷，危急時刻躲入昭覺寺避難，蒙寺僧及住持了塵和尚機智營救而脫險。事后朱老總曾委托好友周官和，請書法名家題寫“應世人間”牌匾，贈送昭覺寺懸掛于觀音閣。朱老總此次昭覺寺之行，就是來探訪有救命之恩的了塵和尚等寺僧。當他得知了塵和尚早已不在人世，內心遺憾不已，特別到他避難的八仙堂內憑吊。正因為朱老總與昭覺寺有這樣的特殊因緣，1961年、1963年還專程兩次來寺參觀，并贈送珍貴蘭草，表達他的敬重之情。
五 與文化名流的交往
慈老一生注重文史學習，也樂于與文化名流交往，切磋學問，交流佛法，與不少學問大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僅舉數例，可以略知其交友大概。
慈老與趙樸老有篤交。這大概源于中國佛教協(xié)會成立及第一次代表會議的因緣，樸老實際主持會務，慈老參加了這次盛會，經能海法師引薦，且常與會，二人過從甚密。如從中國佛教協(xié)會第一屆理事會第二次擴大會議發(fā)言內容中，可以知道慈老對樸老的尊重，他說：“在趙樸初居士的報告中，引用了一滴水放在大海里去永遠不干的譬喻，我們個人的生命，智慧、力量，是一滴水，我一定要把它放進人民利益的大海里去，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就是人民利益的大海，我們要把我們的一切力量，貢獻給這一偉大事業(yè)?！边@充分說明了慈老對樸老思想的認同。同時，樸老對慈老也十分敬重，曾應慈老之請，專門為昭覺寺創(chuàng)作了《西江月》詞一首：“喝月拏云氣概，破山丈雪家風。搬柴擔水是神通，竹笠芒鞋珍重?？v使虛空可盡，其如行愿無窮？妙花香飯與誰同？普供人天大眾?！睒憷显谶@首詞的副題中，特別標注是“為成都昭覺寺作，應慈青和上之屬”。從詞的內容用典來看，樸老對昭覺寺非常熟悉，這應該是與慈老的篤交密不可分。
慈老與歷史學家蒙文通先生是摯友。蒙先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解放前就在四川大學任教，新中國成立后，蒙先生更是四川大學歷史系的臺柱子，在全國歷史學家久負盛名。蒙先生早年曾問學于南京支那內學院歐陽竟無大師治佛學，因此蒙先生于佛學并不陌生，與蜀中佛教界常有互動交流，這其中與慈老交往尤多。據譚繼和、祁和輝二先生回憶，上世紀五十年代，他們青年時代在蒙先生門下就學時，蒙先生常帶領學生一道，到慈老處游學，若非至交，在那時候比較特殊的時期，恐怕是不能互動互助的。慈老與劉蔭濃、熊子寧夫婦過從甚密。劉蔭濃系四川軍政要員鄧錫候部少將旅長，同盟會會員，先后就讀于四川陸軍小學堂、南京第四陸軍中學、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參加過“護國”“護法”戰(zhàn)爭，1924年后，歷任28軍少將旅長、憲兵副司令，成都市工務局局長、代理市長。熊子寧系大家閨秀，父親熊濟文是清光緒十六（1890）年恩科進士，先后任內閣中書、知縣、知府、道臺等職。劉蔭濃、熊子寧夫婦青年時代就皈依佛門，是成都佛教界有名望的護法居士，因慈老曾赴西藏學習藏傳佛教教義，劉蔭濃出于敬仰，常常向慈青慈老請教佛法，并將慈老推薦給好友陳銘樞，慈老在與陳銘樞的交往中，也頗得陳銘樞的敬佩。新中國成立后，熊子寧在慈老的關照下，參與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的發(fā)起、籌備等工作，成為新時期成都佛教事業(yè)發(fā)展的見證者，先后在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工作近五十年。上世紀六十年代，慈老常去熊子寧家中探望，并與熊先名、王正炳交流討論佛法。熊先名是熊子寧的內侄，曾與王正炳在少年時一
道追隨哲蚌寺高僧多杰覺拔格西入藏學法，熊先名法名法賢，王正炳法名隆義，慈老在拉薩學習期間與二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系。
慈老與劉亞休、牛次封、張凈侯居士法誼深厚。劉亞休系四川仁壽人，同盟會會員，參加過黃花崗起義、辛亥革命等活動，解放前曾任熊克武部參謀長、民政部長、政務廳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國佛教協(xié)會理事、民革中央團結委員、四川省政府參事室參事、成都市政協(xié)委員、成都市佛教徒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參與發(fā)起和籌備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任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副會長，長期與慈老共事，既是同事，也是法友。牛次封系四川成都人（牛范九乃其兄長），北平陸軍軍需學校畢業(yè)，解放前曾任中校參謀、少將副官、四川省城防司令參謀長，1930年后任華孚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成都佛學社社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任成都市佛教徒學習委員會委員，參與發(fā)起和籌備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任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副會長，對藏傳佛教教義有較深研究，常向慈老請教法義。張凈侯系四川成都（原華陽）人，解放前曾任中小學教員、校長，德陽縣教育局長，華陽縣參議員，四川省佛教會秘書等職；新中國成立后，任四川省文史館館員、成都市佛教徒學習委員會委員，參與發(fā)起和籌備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任成都市佛教協(xié)會副秘書長，對佛教教義有較深研究，熟悉成都佛教界情況，與成都佛教界僧侶、居士交往頗多，是慈老領導下成都佛教事業(yè)的重要依靠對象。慈老與馮灌父先生非常投緣。馮灌父先生是蜀中著名國畫家、書法家，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會員。民國時期在四川軍界、政界都曾有過任職，建國后曾任四川省文史館研究員和省第二、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成都市政協(xié)一至五屆委員、成都市美術社圖畫組組長等職。慈老與馮先生交往密切頻繁，據馮先生的學生朱建勛、黃良桂敘述，他們經常見到馮先生在家里接待慈老并與之暢談。即使二老因調養(yǎng)身體住在二醫(yī)院療養(yǎng)部時，也常常會促膝長談，有時候談見聞，有時候談書法繪畫藝術，有時候還聊唐詩，所談知識面極廣。據此可知，二老相交數十年，非常投緣。
慈老與陳亮清友善。陳亮清先生系成都市人,四川省美術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先生幼年從其三叔習國畫兼學詩文，后以優(yōu)異成績考入四川省美術專門學校，研習中西繪畫。慈老與陳先生有深交，1964年，慈老曾手書自作詩中堂一幅，送給陳先生，詩曰：“一默如雷絕點塵，孤懷終日向江濱。神游著處知忘我，心切僅妨不為人。法雨懸珠天擁座，剛風碾劫地無輪。莊嚴不動寧來去，歲歲梅花發(fā)古椿?！边@是目前知道的慈老唯一存世之作，殊為難得，足見二人交往甚契。
結 語
慈老是當代巴蜀佛教承前啟后的著名高僧大德，但在特殊的動亂時期，慈老也受到嚴重沖擊，受到不公正待遇，包括珍藏的唐伯虎印章、宮庭紙硯、古瓷玉器、名人字畫等個人物品被抄走，昭覺寺再次被占用毀損，這些境況對他的內心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十年動亂結束后，黨和政府為他平反并落實了政策，他以佛門的慈悲圓融坦然地面對歷史問題，并滿懷信心迎接新的曙光。但非常遺憾的是，天不假年，世事無常，慈老于1978年2月14日突然離世，世壽66歲，戒臘50夏。
改革開放后，在黨和政府強力支持推動下，昭覺寺在一片廢墟中逐漸恢復為宗教活動場所。特別是1985年清定法師回到祖庭，率領四眾弟子披荊斬棘，力圖恢復舊觀。1987年，為了緬懷慈老一生的功德，在清定法師的倡導主持下，為慈老修建了靈骨塔，并于1988年慈老忌日舉行了圓寂十周年紀念法會，告慰慈老于常寂光中。
慈老離開我們已經44年了，作為成都佛教界的后輩，深切緬懷慈老的功德，繼承慈老的遺愿，學習慈老的高貴品質，是我們的職責所在，更是未來成都佛教事業(yè)行穩(wěn)致遠的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