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柏林禪寺  時間：2023-04-03

當年的年輕學僧已經(jīng)成長為佛教界的領袖人物，他們這一代人是新中國培養(yǎng)起來的第一代僧人，雖然在人生的道路上曾經(jīng)有過這樣或那樣的坎坷，但是最終挺過來了，又遇到了歷史的好時代，重新開始煥發(fā)了青春。

?本文選自《指月者：“凈慧長老與生活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今年5月，有人告訴我凈慧長老突然圓寂，讓我不勝感慨。我比他大十多歲，但是他卻先走了。佛教“三法印”說世事無常，人則去矣，在者亦然，追思吾友，生死兩茫。

我與凈慧長老的交往可以推到50年前。1956年中國佛學院開始初建，當時從全國各地招收了70余名學僧，這些學僧都是佛教界里的精英，歲數(shù)亦不等，有的已經(jīng)40余歲，有留洋或從軍的經(jīng)歷，有的才十多歲，正是風華正茂的時候。凈慧長老是當時班上較小的一位同學，他體形羸瘦，但是很有精神。當時正值中國社會開始掀起了極“左”風頭，不久反右運動就正式開始，佛學院也不能幸免，在這場整肅知識分子的運動中，凈慧長老被劃成了“右派”，雖然“右派”在當時還是人民內部矛盾，但是凡是經(jīng)歷過這一時期政治運動的人都應該了解，扣上了“右派”帽子的人，已經(jīng)成為人民大眾的“對立面”了，所以這時凈慧長老的日子是不好受的。

中國佛學院開學，需要教師。按照上面的指示，北京大學與中國佛學院要相互派遣教師執(zhí)課。我這時在北京大學哲學系東方教研室講印度哲學，于是我被派到佛學院去講印度佛教，佛學院則派出著名學者周叔迦先生到北大哲學系上課。

我每星期在佛學院講一天課。佛學院當時還保存了歷史的傳統(tǒng)，凡是老師到了課堂，全體學僧都會引禮站成一排迎接，地上鋪著鮮紅的地氈，場面非常隆重，不知現(xiàn)在的佛學院是不是還是這樣？

1956年9月28日，中國佛學院首屆本科班開學典禮合影（局部）。前排左起第五人為凈慧長老。

在佛學院上課的日子是很值得懷念的，當時能夠在課堂上執(zhí)教鞭的教師都是佛教界里的學問僧，他們的佛學水平很高，且知識廣泛。院長周叔迦先生是當代中國著名的居士與佛教教育家，他對中國佛教的研究達到了很深的程度，主講佛教宗派，鞭辟入里將佛教的知識融會貫通，深受學僧歡迎。巨贊法師是我的老鄉(xiāng)，他懂唯識，明禪宗，有文采，又負責編輯《現(xiàn)代佛學》，他在課堂上講解禪宗。明真法師是南岳僧人，他用一口濃厚的鄉(xiāng)音講解佛教義理。法尊法師是藏漢佛教學者，他對藏傳佛教有精湛研究，但是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他沒有被安排講佛學課，而是教古漢語?？傊?，每個星期我在佛學院講課時，是我比較開心的日子，因為這一天我可以見到許多師友、鄉(xiāng)親與學僧，每次上課就是一次友好聚會，也是一次學術交流的機會。

我講印度佛教史，這是我在北大哲學系講過的課。眾所周知，印度哲學離不開佛教哲學，但是佛教并不是印度唯一的哲學派別，在印度哲學史上，佛教哲學與其他六師外道和不同宗教派別的哲學一起構成了印度思想史上的紛紜繁復的多樣化現(xiàn)象。在中國佛教史料里，保存不少印度其他宗教哲學史料，我的恩師湯用彤先生曾經(jīng)專門編纂過這方面的書。我在佛學院講印度哲學，將印度哲學宗教包括佛教在內的哲學介紹出來，這對佛學院的學僧來講是很新鮮的知識，讓他們知道印度除了佛教哲學以外，還有其他宗教與哲學派別，而這些史料就記錄在中國佛教的大藏經(jīng)里，所以我的課程得到了學僧們歡迎，也開拓了他們的眼界。

凈慧長老在班上是一位低調學僧。由于他的“右派”帽子，有些沮喪，話也不多。他很好學，經(jīng)常在課余找我提問，我們之間交談一些學問上的事情。我建議他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先靜下心來摸一下歷史上保存下來的佛經(jīng)目錄，這樣可以了解佛教經(jīng)典的翻譯與撰述的情況，以此為契機，而深入地考察中印佛教的歷史與文化。他接受了我的建議，在佛學院期間浸潤在大藏經(jīng)里，幾年下來已經(jīng)熟悉了佛經(jīng)目錄，這一段時間的學習與研究的經(jīng)歷，對他后來的佛教事業(yè)發(fā)展起到了巨大影響與推動作用。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攝于中國佛學院。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佛教開始恢復活動。我于1964年參與中國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籌建工作后，已經(jīng)由北大轉到了研究所工作了，當時任副所長。所長是任繼愈。這時佛教協(xié)會也重新開始活動，凈慧長老就在佛協(xié)工作。不久他就擔任了《法音》的主編。雖然那個時代對宗教還有很多“左”的看法，但這并不影響學術界與佛教界的聯(lián)系。1979年中國宗教學會在昆明成立，當時邀請了佛教界學者參加。之后，由于佛教學術研究需要，我們與佛教界聯(lián)系日益增多，凈慧長老在《法音》發(fā)表的文章我們也不斷地拜讀。我記得他在《法音》發(fā)表的第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就是關于中國現(xiàn)代佛教史料的編年資料，我想這與他曾經(jīng)在佛學院里摸索藏經(jīng)目錄，建立基礎資料意識應該有重要的關系。

凈慧長老回北京工作以后，我們一直有聯(lián)系，但是大家都很忙，見面的機會不多。由于佛教界的人才還沒有培養(yǎng)起來，佛教界學者不多，許多學術上的事情與會議，我們都會請凈慧長老參加。1988年，“印度宗教與中國佛教”學術研討會在我的家鄉(xiāng)江蘇常熟召開，這次會議是我國當代佛教研究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因為這次會議是中國佛學史上首次由學術界與佛教界合作的嘗試，開啟后來佛教界與學術界共同舉辦學術活動之先風。會議邀請了凈慧與郭元興等佛教協(xié)會的學者，得到他們的支持，這次會議舉辦得非常成功。

凈慧長老到河北建廟之后，我們的聯(lián)系越來越少，但是每逢有重大的活動，他總是要通知我，請我參加。有時候我們也會在一些會議與活動上見面，互相聊一聊，談談近況。我也會通過家人了解到他的動態(tài)，例如我知道他在這些年來，對佛教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很重視，一直在編纂藏經(jīng)與出版論文集，他本人已經(jīng)有過許多著作發(fā)表，其中有的我也翻看了一下，覺得特點突出，緊扣時代，像生活禪的論述，都是當代佛學的精華之作?？傊?，雖然和他沒有機會經(jīng)常見面，但是我們之間的消息是互通的，正常的聯(lián)系還是暢通的。五十年前的那個年輕、意氣風發(fā)的學僧已經(jīng)變成了在佛教界里，有學識、有威望的當代高僧長老了，我為他取得的成績而感到由衷的高興。

黃心川教授與凈慧長老，照片攝于2011年5月首屆河北“趙州禪 、臨濟禪、生活禪”學術論壇。

我與凈慧長老最后見面的時間是在兩年前，當時我參加了第二屆河北禪宗論壇，這次會議是在邢臺開的，長老神清氣爽，抱負遠大，他向我講起了他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召開學術論壇只是他的計劃之一。在學術上他要編纂新的禪宗藏，要出版一些學術著作，并且強調所做的工作都以禪宗文化為中心，最終要構成南有四祖北有柏林的當代禪宗體系。我聽了他的這些想法，非常贊成，心想當年的年輕學僧已經(jīng)成長為佛教界的領袖人物，他們這一代人是新中國培養(yǎng)起來的第一代僧人，雖然在人生的道路上曾經(jīng)有過這樣或那樣的坎坷，但是最終挺過來了，又遇到了歷史的好時代，重新開始煥發(fā)了青春。

可惜的是凈慧長老的事業(yè)還沒有完成，他就突然撒手離開了我們。這是中國佛教的一個巨大損失?；叵肫饋砦遗c凈慧長老幾十年的法緣，我感覺這些事情就在眼前，一點都不感到陌生。我已是耄耋之年，希望我的學生會有更多的成就回報社會與眾生。凈慧長老正是當年，他的抱負才開始取得成績，現(xiàn)在就這么離開了我們，怎不讓人唏噓嘆息？但是我又感到欣慰的是，凈慧長老在這幾十年培養(yǎng)了一批弟子，這些弟子一定會把他的事業(yè)完成下去，并且予以光大，所以我為凈老又感到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