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湖北省佛教協(xié)會 時間：2023-04-27
人物介紹：黃夏年，江蘇常熟人。1988年畢業(yè)于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系，專業(yè)為宗教學，佛教學方向，先后擔任《世界宗教文化》主編、《世界宗教研究》副主編等職。
從事宗教研究數(shù)十年，著有《佛寺采風——中國佛寺漫談》《中外佛教人物論》《東來西去——中外古代佛教史論集》《當代佛教論集》《本煥長老與弘法寺》等；整理出版有《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共209冊）《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補編》（共86冊）《稀見民國佛教文獻匯編(報紙)》(13冊)，為近現(xiàn)代佛教研究提供了較為全面的史料，促進了近現(xiàn)代佛教學術的研究。
除開展研究工作外，黃夏年十分熱心中國佛教文化事業(yè)，為推動其發(fā)展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參加國內(nèi)外佛教學術會議和活動，負責出版佛教會議學術論文集，策劃編輯“宗教學博士文庫”“近現(xiàn)代著名佛教學者論文集”等系列佛教學術叢書。
黃夏年為推動寧波七塔禪寺的文化建設做出了卓越貢獻。2023年2月中旬，七塔禪寺《報恩》編輯人員通過電話形式對黃夏年進行采訪，內(nèi)容有關佛教學術研究現(xiàn)狀、寺院如何開展文化建設以及怎樣辦好佛教刊物等，這些話題對湖北佛教也有重要的啟迪與啟示。訪談內(nèi)容全文刊發(fā)如下：
一、學術人生四十載，促進學術界和佛教界“破壁聯(lián)手”
《報恩》：請問您是如何走上宗教研究的學術道路的？能否和我們談談您的家學淵源和師承。
黃夏年：我父親黃心川（1928-2021，著名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是從事宗教研究工作的，所以家里有很多宗教研究領域的藏書，我從小閱讀的便是這類書籍，耳濡目染之下，逐漸也對宗教研究產(chǎn)生了興趣。從事宗教研究過程中，父親對我也有一定的指導，這些可以稱作家學淵源。當然，學術研究最重要的還是靠自身努力。
就師承而言，在宗教研究的學術道路上，我有兩位導師：任繼愈（1916-2009，著名哲學家、佛學家、歷史學家）和楊曾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1964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歷史系）。楊曾文教授是我的研究生導師，他對我的指導很多，我受他的影響也很深。
《報恩》：您從事宗教研究工作數(shù)十年，在這幾十年的學術歷程中，您自身研究的重點發(fā)生過哪些轉(zhuǎn)變？
黃夏年：20世紀80年代末，我在研究生期間主攻的是南傳佛教。那時大陸學術界幾乎沒有人研究南傳佛教，可以說我是最早研究南傳佛教的學者之一。也正因為從事這個研究方向的人少，相對而言研究經(jīng)費很不充足，受經(jīng)費限制，畢業(yè)后我的研究方向就從南傳佛教轉(zhuǎn)向了漢傳佛教。
在漢傳佛教領域，我最開始從事的是天臺宗研究，接著又轉(zhuǎn)向了禪宗研究，再往后，出于自身編輯工作和研究的需要，又轉(zhuǎn)向民國佛教和當代佛教研究。因此，佛教傳入中國以來2000余年的歷史，每個階段我都寫過相關研究文章。
《報恩》：您長期致力于推動我國學術界和佛教界聯(lián)合開展學術活動，您積極投身這項事業(yè)的初衷是什么？在您看來，學術界與佛教界的“聯(lián)手”對佛教發(fā)展具有怎樣的積極意義？
黃夏年：現(xiàn)在看來，學術界和佛教界在佛學研究方面已經(jīng)“聯(lián)手”了。但在90年代初期，學術界和佛教界是處于各自獨立、互不往來的狀態(tài)。原因是多樣的，受到一些社會思想的影響，學術界對佛教界存在一些批評，佛教界也不愿意跟批評者有過多交流，當時幾乎所有寺院都沒有開展學術研究活動的慣例。
當代學術界和佛教界首次合作，是1992年10月由四川省峨眉山佛教協(xié)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共同發(fā)起，在峨眉山伏虎寺舉行的“峨眉山與巴蜀佛教文化學術討論會”。峨眉山雖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具有強大社會影響力，但在此之前很少開展相關的學術研究活動，也沒有學者去做峨眉山方向的研究工作，所以這次會議是當代佛學研究史上的一次有意義的事件。首次開展這樣的合作是有難度的，學術會議是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名義召開，消息發(fā)布之后還有人提出過反對意見，認為世界宗教研究所是宣傳無神論的單位，怎么能跑到寺院召開學術會議？這其實是一種比較無知的看法，但也反應了當時的輿論環(huán)境。這場學術活動成功召開后，對整個峨眉山的佛教研究和四川佛教研究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峨眉山的學術活動之前，1988年我老家江蘇常熟也組織召開過一場會議——“印度宗教與中國佛教學術討論會”。那次會議是由常熟的興福寺負責牽頭，邀請學者們參與，會議主題是印度佛教。這兩次會議實際上把學術界和佛教界“拉到一起了”。
讓雙方聯(lián)合起來的重要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當時學術界缺少研究資金，但是有智力資本，有人才；另一方面，佛教界有充裕資金，但是人才比較稀缺。二者聯(lián)合其實就是讓佛教界的資金和學術界的智力結合起來，現(xiàn)在看來這對我國的佛學研究起到了聯(lián)合助力的結果。
在我看來，學術界和佛教界的“聯(lián)手”只有好沒有壞，要是沒有聯(lián)合起來，雙方都不會有今天的發(fā)展。所以，“聯(lián)手”的積極意義就是推動了整個中國的佛學研究。
《報恩》：您十分熱心中國佛教文化事業(yè)，整理出版有《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補編》《稀見民國佛教文獻匯編（報紙）》等文獻資料，是什么樣的契機促使您進行大量的史料匯編工作？過程中遇到哪些困難？
黃夏年：我的本職工作是《世界宗教研究》和《世界宗教文化》的編輯，編輯宗教刊物30多年的過程中，我閱讀了很多學者的研究成果，發(fā)現(xiàn)其中存在一個問題：當時佛教研究集中在唐代及其之前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宋代相對比較少，明清到民國階段則更是薄弱。
唐代是中國佛教發(fā)展的最高峰，宋代佛教也極具特色。問題在于從中國佛教發(fā)展史的角度看，唐宋時期的佛教離當今佛教比較遠，當代佛教的源頭不是在唐宋，而是在明清。也就是說，經(jīng)由明太祖朱元璋時期整理之后流傳下來的佛教，才是當今佛教傳承的歷史脈絡。因此，明清到民國時期的佛教研究工作是需要加強的。
造成這種情況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找不到研究材料，找不到材料是因為這方面的資料實在太多，而開展整理工作的人又太少，整理起來難度也很大。雖然當時臺灣地區(qū)已經(jīng)做了一些資料整理工作，但他們的工作重心是明清時期佛教資料的整理，對民國佛教文獻整理的只有張曼濤編纂的一百本的《現(xiàn)代佛教學術叢刊》。而實際情況是民國期間有三百種以上的佛教刊物，故而一百本叢刊并不能完全表現(xiàn)出已有的研究成果。在這樣的研究背景下，恰逢有人愿意資助出版這些資料，借著這個契機，我就開始進行民國期刊的搜集整理工作。
做史料匯編工作，難度當然是很大的。首先，這些期刊資料不是匯集在某個地方，而是四散各處。私人收藏或寺院留存的刊物很少，大部分資料都分布在各個地方或者高校的圖書館，有些甚至被收入了善本庫，在沒有獲得授權的情況下，根本無法查看。其次，在收集整理的過程中，需要對資料加以鑒別，這也有一定難度。
到目前為止，我們?nèi)耘f沒有完成所有民國期刊文獻的匯編整理工作，可能只完成了90%，這其實是一項需要長期做的工作。
《報恩》：在您看來，史料匯編具有怎樣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
黃夏年：整理民國時期的佛教期刊文獻，其中一個價值就是梳理清楚中國佛教的發(fā)展線索。民國是跟我們當代聯(lián)系最緊密的時期，了解民國佛教，有助于我們對現(xiàn)在佛教的發(fā)展情況做出基本判斷。
民國時期，不管是學者對佛教歷史、佛學文化的研究，還是佛教界參與社會文化建設的熱情都十分高漲。當時的佛教發(fā)展達到了歷史上除唐代外的又一高潮，短短三十多年間一共出版了300多種佛教刊物，文化含金量很高。出現(xiàn)這種情況是因為當時的佛教正處在危難之中，“廟產(chǎn)興學”運動提倡把寺院改成學校，寺院不復存在，佛教不就逐漸消失了嗎？這一運動對佛教打擊很大。故而，當時一些具有強烈責任感的寺院法師，尤其是太虛大師和有文化的法師們，積極肩負起保護佛教的責任。為了讓佛教得以存續(xù)，他們到處奔走呼號，興辦大量佛教刊物，發(fā)表了很多以“振興佛教”為主題的文章，這些文章都飽含續(xù)佛慧命的呼吁和對佛教的深厚感情。
史料匯編的第二個價值是推動佛學研究的發(fā)展。一方面，這些文獻資料整理出版之后，很多碩士、博士的研究論文就有了可供參考的材料，這些論文的發(fā)表有利于推動佛學研究；另一方面，當我們開創(chuàng)史料整理匯編工作的先河之后，就會有后來人繼續(xù)從事這項工作，這對于佛學研究也是大有裨益。
《報恩》：想請您結合對民國佛教期刊的了解，談談當時的佛教刊物和現(xiàn)在的刊物之間存在哪些異同？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佛教刊物承擔的角色是否發(fā)生變化？
黃夏年：首先是數(shù)量上的差異：民國時期一共出版了300多種佛教刊物，但現(xiàn)在佛教界(包括《報恩》這類寺院內(nèi)刊)所有刊物加起來約有民國時期的三分之一。
其次是內(nèi)容上的差異：如果將《報恩》和民國時期出版的《七塔佛學院院刊》進行對比，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受到時代特征的影響，民國時期的刊物之間為了互相爭奪社會資源和影響力，存在一股文化競爭的氛圍，這也迫使期刊的內(nèi)容必須各有特色。有些專門負責講經(jīng)說法，比如《無錫佛教凈業(yè)社年刊》（1937年2月創(chuàng)刊于江蘇無錫），就是專門刊載宣揚凈土宗的相關文章；有些刊物則介紹專業(yè)性知識，或刊發(fā)佛學刊物出版概況?，F(xiàn)在佛教刊物內(nèi)容更為趨同，除少數(shù)純學術研究性質(zhì)的期刊外，更多的刊物是類似《報恩》這樣，以弘揚佛法、宣揚佛教優(yōu)秀文化為目的，主要刊載佛學知識或短小精悍的散文。相對來說，和民國時期刊物相比，現(xiàn)在的刊物缺乏各自的辦刊特色。
再者，就佛學院的院刊而言，民國時期的學僧相對而言受教育水平比較低，所作文章水平良莠不齊?，F(xiàn)在學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較高，文章質(zhì)量一定是有所提升的。
實際上，現(xiàn)代的佛教刊物能夠長期存續(xù)的不多，有不少刊物辦了幾年就?？恕？上榉◣煱l(fā)心將《報恩》不斷延續(xù)是一個很大的貢獻，編輯刊物這樣的事，長期做下去是很有意義的。
《報恩》：除了中國本土佛教發(fā)展外，南亞、東南亞等地區(qū)的佛教發(fā)展史也是您的研究對象，您能談談不同地域之間佛教發(fā)展存在的異同之處嗎？
黃夏年：南傳佛教（南亞、東南亞地區(qū)的佛教）跟北傳佛教（大乘佛教）是不一樣的，受地域文化的影響，各有特色。
南傳佛教從印度直接傳過去后，未進行太多本土化演變，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響比較大，延續(xù)的也是印度佛教模式。北傳佛教從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受到中國儒家、道家等傳統(tǒng)文化影響后不斷中國化。佛教傳入中國至今已有兩千余年，與原始的印度佛教大有不同，而中國境內(nèi)的原始印度佛教在一千年前就已經(jīng)消失了。
佛教發(fā)展具有地域特征，是因為傳教路線不同，傳教過程中受當?shù)匚幕挠绊?，發(fā)生了不同的異變。南傳佛教是從南印度傳到斯里蘭卡，再經(jīng)由印度洋的航線進入太平洋，再傳到南亞、東南亞，這是一條海上傳教路線，所以南傳佛教是受海洋文明影響的佛教；佛教傳入中國內(nèi)陸走的是西域“絲綢之路”，從北印度到巴基斯坦、阿富汗，經(jīng)中亞，西域，再到長安，這是一條陸地傳教之路。西藏地區(qū)的佛教是在10世紀左右，印度佛教逐漸消亡時，從尼泊爾傳入藏區(qū)，經(jīng)過了喜瑪拉雅山一線，屬于高山佛教。這幾條路線明顯地表現(xiàn)了受不同的地域文化影響的特點。
《報恩》：您在上世紀末曾經(jīng)發(fā)文論述了當時大陸佛學研究的一些困境，如今20多年過去了，您認為這些問題有哪些改善？從您自身經(jīng)歷出發(fā)，您認為現(xiàn)下從事佛教研究的青年學者可能會面臨哪些新的難點？您有什么研究方面的專業(yè)建議？
黃夏年：我在上世紀末寫那篇文章，主要是從一名宗教研究刊物編輯人員的角度出發(fā)，提出當時佛學研究存在的一些問題。上個世紀的佛學研究水平整體較低，局限于一個很小的框架，研究人員也比較少。所以當時中國佛學研究基本上都是受海外影響，甚至有很多文章是將國外（尤其是日本）研究過的問題重新“嘴嚼”一遍，有點“拾人牙慧”。
當時我提出的很多問題，現(xiàn)在都已經(jīng)得到了改善。二十多年來，中國佛學研究發(fā)生了很大改變，研究實力大大增加，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在國內(nèi)，佛學研究已經(jīng)成為一門顯學，在國學研究中占據(jù)重要地位；在國際上，我們已經(jīng)站在世界佛學研究的前沿，現(xiàn)在海外召開佛學研究會議，都會邀請中國的研究學者。做中國佛教研究，對中國研究者來說漢語是母語，國外學者則有語言障礙，這一點我們是有優(yōu)勢的?？偟膩碇v，相較于上世紀末，我國的佛學研究當然是前進的，但也不能說已經(jīng)很滿意。
對于現(xiàn)在的青年學者而言，研究的難點就在于如何將中國的佛學研究與海外接軌。實際上，當下的佛學研究還是有“自說自話”的特點，全球化浪潮之下，佛教文化是中國文化“出海”戰(zhàn)略中一個重要的部分，青年學者們需要考慮如何將我們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和國際接軌。這要求研究人員擁有較強的外文能力，目前一些本土學者的外文能力還沒有達到能夠嫻熟運用的水平，而留學回來的學者外文雖然過關，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理解也需要時間去建立和積累。
此外，學會將佛教視作一個整體，也是青年學者們需要面對的問題。我國的佛學研究，早期是劃分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個模塊，后來又參照海外研究理論。西方研究是劃分為認識論、宇宙論等不同的理論，西方學者是從文學、考古等不同角度開展研究，在這樣的研究模式下，佛教的內(nèi)容就被拆分開來。如今我們已經(jīng)意識到，用西方的理論來研究佛學也是有缺陷的，所以這些也只能作為參考。
《報恩》：佛學研究的門檻較高，在您看來，對普通的佛教信眾而言，學術研究的指導價值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您如何看待學術研究與四眾修行之間的關系？
黃夏年：學術研究門檻高的原因在于它的語言要求較高。做佛學研究，首先得掌握古漢語，而且不只是具備普通的古漢語能力，佛教有很多特殊的古漢語詞匯，也需要掌握。此外，研究還需要其他語言工具，最好能夠多掌握一門外語。搞學術研究，沒點功底是不行的。
普通佛教信眾不需要具備學術研究的能力，但他們可能會接觸到學術研究成果。從信眾修行的角度來說，百年來佛教發(fā)展有一個十分顯著成果：把深奧、晦澀的佛教詞匯逐漸轉(zhuǎn)換成口語化的詞匯。比如坐禪，如今普通信眾對這個詞語已經(jīng)很熟悉了，但其實佛教原本有專門的一套坐禪詞匯，也就是只有專業(yè)人士才懂的“佛言佛語”。將深奧的佛教語言變得通俗化，使得信眾在日常修行過程中就能輕松地學習和把握，這是佛教學術研究在語言通俗性上做的貢獻。
在文物挖掘方面，學術研究也是很有助益的。1987年，陜西法門寺在地宮發(fā)現(xiàn)釋迦佛指骨舍利時，在塔基下的地宮里還挖掘出了一批唐代皇帝供養(yǎng)舍利的金銀器、工藝品和絲織品等，這些都是珍貴的文物。通過專家學者研究，可以知曉當時為什么要在地宮里供奉這些東西，這批文物也能讓我們了解到唐代工藝的發(fā)展水平，改寫了部分佛教史。
學術研究和四眾修行之間其實是相輔相成的，不應該割裂看待。有的學術研究成果可以轉(zhuǎn)化為對四眾修行的指導，有的修行實踐也可以借助學術手段加以提煉和總結。用佛教的說法，學術研究和四眾修行是“不二”的關系，重點還是在于怎樣去宣傳和推動。
二、結緣七塔二十年，助力寺院慧焰薪傳
《報恩》：多年來，您始終熱心于七塔寺的文化建設工作，為寺院的文化發(fā)展做出了諸多貢獻，能否請您談談和七塔寺的淵源？您開展學術研究時十分注重對寺院的實地考察和一手資料的獲取，此類實踐工作為您的理論研究工作提供了哪些助力？
黃夏年：2001年，可祥法師通過一位邱姓居士聯(lián)系上我，希望我?guī)椭咚伦鲆恍┪幕矫娴墓ぷ鳌．敃r我給法師提出編纂一本人物志的建議，因為七塔寺歷史上高僧大德輩出，我們可以給他們立傳，可祥法師采納了我的建議。于是，我、圣凱法師、賈汝臻居士三人后來便合作撰寫了《七塔寺人物志》，這可以算是我跟七塔寺最早的淵源。但實際上，在參與七塔寺的文化建設工作之前，我就通過《浙江佛教》等期刊了解到七塔寺的寺院管理很有特色，我對七塔寺很早就感興趣了。
實踐工作對開展研究的作用也可以七塔寺為例。在編纂《七塔寺人物志》過程中，我不僅拿到了溥常和尚住持寺院時就開始編修的《七塔寺志》（在指南和尚和月西和尚住持期間歷經(jīng)兩次補修），還對寺院內(nèi)部的其他史料進行了全面搜索，完整度也許能達到90%以上。在史料搜集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七塔寺在民國時期創(chuàng)辦過七塔報恩佛學院，沿著這條線索又發(fā)現(xiàn)了時任佛學院導師的諦聞法師的語錄。那之后，我又在麗江圖書館里找到了諦聞法師的論文集，進一步豐富了相關的史料信息。另外，通過查閱資料，還發(fā)現(xiàn)七塔寺和天童寺存在很密切的關系，七塔寺的開山祖師心境藏奐就是從天童寺退位的方丈，后來也有很多法師在天童和七塔兩寺?lián)芜^住持。這些資料讓我對寧波寺院的運作流程建立了進一步的認識，對我的理論研究也有很大的幫助。
收集完史料，對七塔寺有了進一步了解之后，就需要對寺院進行明確的定位。七塔寺是寧波城區(qū)的一座千年古剎，地理位置很特殊，位于三江口東岸。過去到普陀山需要從寧波坐船，三江口的碼頭離七塔寺很近，外地來的信眾大多會選擇先到寺院住一晚，隔天再買船票去普陀山，七塔寺就扮演著一個“中轉(zhuǎn)站”的角色。了解到這些歷史，對于我們開展后續(xù)的文化工作很有幫助。
總之，對寺院的實地考察和一手資料的獲取，就是需要這樣不斷地去尋找和積累，逐漸擴大搜索范圍，史料的收集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過程。
《報恩》：對于七塔寺目前的文化建設成果，您會如何評價？您能否談談對寺院文化建設的具體建議？
黃夏年：在我看來，七塔寺的文化建設成果是顯著的。目前，寺院有《報恩》編輯部、棲心圖書館、浙東佛教文化研究院等文化機構，并且接續(xù)出版“七塔報恩叢書”，一些新媒體平臺也逐步搭建起來。這些文化建設工作不僅使得諸多珍貴的歷史資料得以留存，也有效地宣傳了浙東佛教文化。
就建議而言，我之前和可祥法師也提過，除去天臺學術會議之外，還可以關注其他佛學領域。在七塔寺的歷史上天臺宗的影響是比較小的，主要淵源是北宋的明智中立、覺云智連等幾位高僧對天臺宗的卓越貢獻?，F(xiàn)在很多學術研究和寺院的聯(lián)系都較為緊密，作為一座禪宗寺院，七塔寺后續(xù)可以在禪宗研究領域做一些推進。
2008年，七塔寺建寺1150周年慶典時，召開了“都市寺院與和諧社會”研討會。如今過了十余年，可以再做一次總結，討論一下這些年都市寺院的發(fā)展。
浙東佛教文化作為當前佛教研究剛起步的領域，還有很多發(fā)力點，都可以進一步做更加深入和廣泛的工作。
《報恩》：七塔寺近年來連續(xù)舉辦了六屆天臺佛教學術研討會。能否請您談談七塔寺主辦的天臺佛教學術研討會具有怎樣的學術價值和文化價值？
黃夏年：七塔寺連續(xù)舉辦的天臺佛教學術研討會有力地推動了天臺學研究。天臺宗是中國佛教最早創(chuàng)立的宗派，也是第一個中國化的佛教宗派，是佛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具體理論內(nèi)容而言，天臺宗是中印兩種佛教理論的結合，具有深厚的理論價值；就文化價值而言，天臺宗文化對整個中國佛教文化，乃至對儒家、道家等其他中國傳統(tǒng)文化都具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天臺宗不僅受到歷代佛教人士的重視，也是國際佛學界重點研究方向。當下，我們正在研討宗教中國化這一重大問題，天臺宗的研究可以作為佛教中國化的范例進行深入探討。
國內(nèi)最早召開全國性天臺宗學術研討會的是臺州市天臺縣，后來也有些寺院舉辦了天臺佛學研究會議，但是大多辦的不長久，尤其最近三年，很多寺院的佛學研討會都受疫情影響而中斷了。佛教界能夠連續(xù)召開學術會議的先例不多，這需要主辦方有見識、有毅力，很多地方的研討會沒能形成規(guī)模效應，沒有堅持下去就是重要原因。
七塔禪寺在寧波地區(qū)，論文化底蘊、社會影響，與其它巨剎相比稍遜些，但是可祥法師獨具慧眼，十分堅持認可學術研究的重要性，連續(xù)召開了六屆天臺佛教學術研討會，是倡導學術界和佛教界繼續(xù)關注天臺文化的重大舉措，這得益于七塔寺對文化建設的堅持，舉一寺之力而推佛學發(fā)展的作為，真是難能可貴。
《報恩》：近年來，七塔寺開展了大量的史料收集、整理與出版工作，作為一名長期從事史料挖尋工作的專家，請問您如何看待寺院開展這類工作的意義？
黃夏年：寺院開展史料收集和出版工作是為了續(xù)佛慧命，保存寺院的文化命脈。文化對寺院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寺院建筑修得再大、再好，沒有文化都無法長遠地發(fā)展。舉例來說，少林寺在中國之所以影響如此巨大，得益于寺院里邊豐富的文物遺產(chǎn)。少林寺碑林陳列著碑石200多品，現(xiàn)存古碑600余塊，為學術研究提供了基本史料。七塔寺在史料收集、整理和出版上做的努力，對其他寺院也起到了示范作用。
寺院在史料收集的基礎上，最好能夠進行進一步的整理分類，如能邀請學者以這些史料為基礎進行學術研究，再將學術成果集結出版，那就更具意義了。河北邢臺開元寺前不久出版了由楊曾文教授、明憨法師主編的《盛世開元文化叢書》（共8冊），收錄了與開元寺有關的文學、宗教、歷史等領域文章，很有價值。出版編輯這類叢書，對七塔寺也具有參考價值。
《報恩》：七塔寺是位于寧波城區(qū)的一座千年古剎。在您看來，都市寺院在佛教現(xiàn)代化進程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黃夏年：改革開放之前，一直追溯到民國時期，中國佛教寺院的組成是“杠鈴型”結構，兩頭分別是山林寺院和都市寺院，“杠鈴”中間的那個“杠”是鄉(xiāng)村寺院。過去中國是農(nóng)業(yè)社會，以小農(nóng)經(jīng)濟為主導，所以鄉(xiāng)村寺院占主體地位。其中，山林寺院一般是培育歷代祖師的地方，比如中國佛教歷史上知名的諸多高僧大德，都出自國清寺、少林寺、棲霞寺、慈恩寺、南華寺、靈隱寺、天童寺等山林巨剎。而都市寺院主要承擔的是文化職能，七塔寺在民國時期創(chuàng)辦了七塔報恩佛學院，溥常長老住持寺院期間還主持編輯了《七塔報恩佛學院院刊》，這些都是寺院發(fā)揮文化職能的體現(xiàn)。
中國寺院發(fā)展到今天，仍舊是“杠鈴型”結構，區(qū)別在于兩邊的力量增大，而中間的力量縮減了。山林寺院因依托景區(qū)成為旅游景點，得到了較好的發(fā)展；都市寺院則通過不斷加強文化建設，尤其是跟城市的高校聯(lián)合起來，也得到了較好的發(fā)展；恰恰是中間的鄉(xiāng)村寺院伴隨著城市化進程，開始嚴重萎縮。
《報恩》：能否結合您對佛教期刊的了解，談談如何才能辦好一本佛教刊物？您擔任《報恩》編委近二十年，作為其誕生與成長過程的見證者，對《報恩》有什么期許和建議？
黃夏年：作為承擔重要文化職能的都市寺院，要辦佛教刊物，首先要有一個明確的定位。
以《報恩》為例，它的功能定位是弘法，是一本宣傳佛教的刊物。從這個層面出發(fā)，第一點是要具備通俗性，要刊登讀者們能看懂的文章；第二，文章的內(nèi)容要讓人喜聞樂見，具備一定的指導性，可以刊登一些積極向上、能夠撫慰人心的“雞湯型”文章；第三，在通俗性的基礎上要兼具學術性，適當?shù)乜d一些專業(yè)性較強的學術文章；第四，作為一本現(xiàn)代化的刊物，在內(nèi)容和排版上要具備現(xiàn)代化的眼光：在句子的使用上，一般學者寫文章喜歡用長句，但是現(xiàn)代人喜歡讀短句；版面設計、文章配圖等要考慮現(xiàn)代審美，提高刊物對年輕人的吸引力，類似的細節(jié)都要考慮進去；第五，創(chuàng)辦一本刊物也要具備國際化的眼光?！秷蠖鳌冯m然是七塔寺的內(nèi)刊，但目光不能局限于寧波市，要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力為目標，最好是“走出去”，在與海外的教界交流中起到一定作用。當然，編輯一本佛教刊物最基本的前提是編輯人員必須要掌握佛教知識，不能混淆佛教和邪教的界限。
這些既是辦好一本佛教刊物的要求，也是我對《報恩》的期待，希望你們辦得越來越好！
圖文：陳雅芳 張陳慧
來源丨棲心圖書館
編輯丨明性